一個市場已經出現，在那里，憤怒是一種商品，而羞辱是一種產業。
網絡流行了這么多年，我們終于明白，如果說到促進對話的能力，在線互動往往比我們現實世界中的互動更糟糕——特別是涉及政治性或者道德性的話題之時。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社交媒體越來越像一臺憤怒機器在運作，這意味著，它不僅包含挫敗感、傷害欲和道德義憤，還促進和鼓勵這些東西。在某些情況下，基于互聯網的憤怒文化會帶來積極的變化。它揭露了嚴重的犯罪行為，提升了社會運動，打擊了那些令人發指的虐待者。例如，好萊塢大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廣泛傳播的#MeToo運動中名譽掃地，受到指控并被監禁。然而，關于社交媒體的另一個事實是，它不斷尋求通過優先考慮最具道德和情感挑釁性的信息來塑造我們的沖突行為。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中，紐約大學的研究人員使用機器學習分析了超過50萬條推文。結果發現，使用更多“道德-情感”語言（如邪惡、恥辱、毀滅等）的推文更有可能傳播開來。根據他們的分析，每當推文中出現一個道德-情感類詞語，就會使該信息的傳播率提高20%。這種情形令人非常擔憂。這不僅是因為，網絡平臺放大了那些最情緒化的反饋，而不是提供精細的、有分寸的聲音，而且也因為，當它與公共話語的另一個丑陋特征——群體極化結合在一起時，就會慢慢扭曲對公共對話的看法，反過來，則會進一步扭曲真實世界。這在紐約大學的同一項研究中也得到了證明，研究者發現，“道德-情感的表達在內群體網絡中比在外群體網絡中擴散得更厲害”。而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只能通過理性的思想交流和對這種交流有準確認識的公民來實現。如果人們持續生活在情緒化的信息環境中，溫和立場的基線就會瓦解，從而使極端言論大行其道。
雖然道德憤怒可以是一種巨大的善的力量，推動歷史上的革命和改革，但它也可以是一把雙刃劍，助長政治極化和虛假信息，甚至導致對少數族群的騷擾。近年來，大型社交媒體平臺受到廣泛批評，正是因為它們不斷讓極端主義的陰暗面發酵。這種極端性不僅體現在有關政治和道德的共同討論中，也直接入侵了私人生活。其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近年來多發的針對個人的公開羞辱，羞辱對象既包括公眾人物也包括普通公民。早在互聯網出現之前，違反社會道德規范的人就會被固定在柱子、樹干上或頸手枷之中，予以示眾。古代中國還有“浸豬籠”的私刑，行刑者會把被視為有罪的人放進用竹子編成的豬籠，在開口處捆以繩索，吊起然后放到江河里淹浸。群眾會聚集在一起嘲諷和譏笑他們，將腐爛的食物和侮辱性的語言一起扔到他們的頭上。懲罰和圍觀幾乎總是結合在一起，構成雙重的人身羞辱。現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允許成千上萬的人參與以前不可能的集體羞辱，它們大大放大了人類公開羞辱的手段，將受害者從城鎮廣場帶到全球聯網的屏幕前。社交媒體似乎確實使我們與羞恥感的關系變得復雜，可能是因為我們仍在試圖弄清任何言行都可能剎那間抵達龐大受眾這一現象。我們不得不不斷權衡說或不說的成本和收益。一些人類學家和進化心理學家認為，羞恥感是普遍的、生物性的，是確保我們生存的一種進化機制。這種情緒有助于保護個人免受不良社會環境的影響，例如成為一個群體之外的異類。羞恥感也可能與厭惡感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厭惡感針對的是作為群體污染源的自我。來自于群體過程的羞恥感，自然有它的益處。然而它作用在個人層面上，真的會造成嚴重破壞，導致個人產生無力感、無價值感和其他心理動蕩。我十分懷疑在今天的網絡上，有任何健康的羞恥感的位置。讓人們感到渺小、無力和無助，對特定當事人的生活乃至存在，會造成怎樣的影響？2021年12月6日，16歲的少年劉學州在網上發布了一條尋親視頻，他不知道這將是一條永久改變他生活的視頻。2022年5月，23歲的大學生鄭靈華在畢業前夕把頭發染成了喜歡的粉色，兩個月之后，拿著保研的錄取通知書到醫院，與病床上84歲的爺爺分享喜訊，而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享。他們都未曾想到，大規模網暴將徹底截斷他們滿懷希望的人生旅程。一場又一場推動這樣的年輕人走上不歸路的網絡風暴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疑問：任何單一的表達失誤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一個人的聲譽？社交媒體上的羞辱——或者對某人的任意的堆積如山的批評——何時變成一種霸凌？網民可能從網絡救濟瞬間轉換為網絡暴力，誰能用恒定的道德標準來規范他們的行為？法律能管控網絡暴力嗎，該監管平臺，還是禁止發言者？正如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是全球即時羞辱的零號病人一樣，賈斯汀·薩科（Justine Sacco）在2013年成為病毒性社交媒體羞辱的海報人物。在登上前往南非的11個小時的航班前幾分鐘，薩科發布了一條顛覆了她本來生活的推文（推送給她的區區170名粉絲）：“去非洲。希望我不會得艾滋病。只是開玩笑。我是白人！”很快，陌生人開始偶然看到薩科的推文。“我非常震驚”，一個人回答說。“這是一則無恥的、令人反感的評論”，另一個說。數以萬計的類似憤怒回復緊隨其后，其中許多人更加尖刻，甚至破口大罵。當薩科著陸之時，已有數萬人回應并分享了她的推文。推特標簽#HasJustineLandedYet在世界各地瘋傳，一連串的譴責異口同聲稱她是種族主義者。這一出戲劇的發生，部分原因是她在空中，在重新連到互聯網之前，對自己引發的后果一無所知。她還擔任過高級公關主管，這構成了完美的諷刺，想不成為互聯網模因都不可能。薩科立即被解雇，并成為不計其數的文章和一本書（So You've Been Publically Shamed）的主題。薩科向她寥寥無幾的粉絲發布了一個品味糟糕的笑話。這個笑話在文化上不敏感，甚至帶有種族主義色彩嗎？很有可能。它是否值得在全球范圍內流行，引發一場批評風暴，導致她丟掉飯碗？也許不應該。一個品味低下的笑話成了成千上萬人憤怒的導火索，甚至為觀眾提供了歡快的娛樂，因為他們喜歡憤怒的蔓延，并樂見她最終的倒臺。此后發生了無數這樣的故事，普通人的冒犯性言論或行為在社交媒體上被公開抨擊，這種現象被稱為“病毒式憤怒”。鑒于人們現在經常在網上了解不道德和冒犯性的行為，而不是當面或通過傳統媒體渠道，病毒式憤怒是當今人們表達對道德問題的反應的一種常見方式。可以推測，這些批評者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提高人們對社會不公或道德失范的認識，并使其他人皈依他們的事業——在薩科的例子中，是使其他人相信種族主義者是令人厭惡、值得譴責的。道德憤怒的感覺很好。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個你認為是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或其他具有反社會攻擊性的帖子，一個刺耳的回復可能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誘惑。道德上的憤怒在傳統上起到了寶貴的社會功能，表達了群體的價值觀并抑制了偏差行為，但互聯網發帖的指數動態使這種合法的個人憤怒的表達往往顯得過度和不公正。即使某些人的言論或行為有嚴重錯誤，參與集體羞辱的人越多，這種羞辱就愈發開始看起來像霸凌。用斯坦福大學學者澤岡卓也（Takuya Sawaoka）和貝努瓦·莫南（Benoit Monin）總結，此即“病毒式憤怒的悖論”：同樣的個人憤怒，在孤立的情況下似乎是值得稱贊和必要的，但在網上得到眾多類似反應的呼應時，就更有可能被視為恃強凌弱，因為它可能會促成不相稱的群體譴責。兩位學者發現，一方面，讀到更多憤怒回應的參與者自己也會感到更憤怒，這與人們順應他人所表達的情緒的想法一致。但令人吃驚的是，閱讀了許多憤怒回應的參與者也感到了另一種情緒：對首先發布冒犯性言論的人表示同情。盡管絕大多數回復薩科的帖子的人顯然很憤怒，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有不同的感受。這些人同意薩科的推特應受到譴責，但認為那些妖魔化她的評論者走得太遠了——薩科等于是被邪惡的網絡暴徒所欺負。這樣的研究確實對病毒式憤怒這種獨特的討論道德問題的現代方式提出了疑問。社交媒體使道德情感的表達民主化，允許任何有互聯網連接的人觀察、分享和評判其他人的違法或失范行為。但集體憤怒的普遍性也可能會沖淡它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因為病毒式的憤怒模糊了正義的抗議和集體欺凌之間的界限。我們必須承認社交媒體在我們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力,它們已經成為我們每天做的許多事情的核心焦點。當Facebook在2004年首次推出后，各種平臺如YouTube和Twitter等相繼發展，這些社交媒體公司的重點是建立人們可以聯系和分享信息、照片和視頻的空間，但它們在創建平臺時并沒有把安全和信任放在首位，而是喜歡讓人們經受刺激，因為這樣將保持用戶的注意力。放大道德憤怒是社交媒體商業模式的一個明顯后果，它優化了用戶參與度。2021年8月，發表在《科學進展》雜志上的耶魯大學的一項新研究表明，社交媒體的激勵機制正在改變我們在線對話的基調。研究人員使用機器學習軟件，分析了在數個真實的爭議事件中收集到的來自7331名推特用戶的1270萬條推文，從仇恨犯罪糾紛到飛機上的爭吵。他們評估了社交媒體用戶的行為如何隨時間而變化。研究小組還檢查了受控實驗中參與者的行為，這樣做是為了測試那些獎勵用戶發布流行內容的社交媒體算法是否會促進憤怒的表達。通過對推特用戶進行長期跟蹤，研究者發現那些在表現出道德憤慨后加大參與度的用戶更有可能在未來的帖子里繼續這樣做。隨后，該團隊進行的受控行為實驗也證實了這一點。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耶魯大學心理學系博士后研究員威廉·布雷迪（William Brady）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人學會了表達更多的憤怒，因為他們得到了社交媒體基本設計的獎勵。”這是因為在網上表達憤怒會比其他互動獲得更多的喜歡和分享，而喜歡和分享數量的增加，教育人們學會表達更多的憤怒。簡單地說就是，因為表達道德憤怒的內容更受歡迎，所以人們會發布更多的類似內容。如果社交媒體用首先顯示最新帖子的動態消息取代算法定制的和有針對性的動態消息，這些網站將變得不那么令人憤怒——但也不那么吸引人，從而會失去對用戶注意力的控制，他們可能會漸漸離開。如此，使得社交媒體如此誘人的核心功能也令其成為特別有效的憤怒機器。報告的共同作者、耶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莫莉·克羅克特（Molly Crockett）補充說：“我們的數據顯示，社交媒體平臺并不僅僅是反映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平臺創造了激勵機制，隨著時間的推移改變了用戶對政治事件的反應。”鑒于道德憤怒在社會和政治變革中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應該意識到，科技公司通過其平臺的設計，有能力影響集體運動的成敗。巨大的收益加強了科技公司領導者的信念，即他們的產品給世界帶來的好處遠遠多于壞處。他們相信，平臺的批評者——記者、活動家、政治家、學者——是不公平的。如果有這么多人愿意參與社交媒體，有這么多廣告商愿意為其付費，社交媒體怎么可能會那么可怕？如果引發了輿論的大規模反彈，或是政府出手加強監管，社交平臺也會出臺一些措施限制某些信息的傳播，但它們只是調整，而不是大修，而且正是這些微調指出了一個令人不舒服的事實：這些平臺正在按設計平穩地運行著。大型科技公司不會作出從根本上破壞其業務的轉變。雖然這些公司辯稱它們只是被動的對話渠道，否則類似情形也會在其他地方發生，但此前引證的研究表明，社交平臺采用的算法，即鼓勵用戶發布更受歡迎的內容，實際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所以你并不是在憑空想象，社交媒體正變得越來越極端——這是有科學證據的。這樣來看，如何才能扭轉網上憤怒的反饋循環呢？我不認為平臺可以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來突然改變網上言論的方式，因為這不僅僅是平臺的設計，也是我們的心理問題。作為社會動物，個體渴望與周圍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可分享的身份，這在過去是通過群體聚會來實現的。然而技術給了人們放棄這種面對面的愿望的機會�，F在人們經由技術開展互動，就像成群的昆蟲。這個比喻是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on）喜歡使用的，形容網民們在網上把所有強烈的情感聯系都集中在某些個體和新聞片段上。他寫道：“狗屎風暴（shitstorm）代表了數字交流的一個真實現象。”這個粗俗的詞在2013年就被《牛津大辭典》的網絡版收入，并將該單詞定義為“激烈論戰下形成的一種局面”。也就是說，人們通過在線媒介對某些特定人物或組織或言論進行口誅筆伐，連續一段時間在網上發表大量的信息，不斷地批評、抗議和謾罵，來宣泄心中的不滿和憤怒。大約也是在那段時間內，主要的科技平臺把自身改造成憤怒機器，使網絡生活變得更加丑陋，更加快速，更加兩極化，更加容易煽動表演性羞辱。有一點很清楚，社交媒體并不總是允許人們像在現實生活中那樣來回討論面臨的問題。相反，像微博、直播和短視頻平臺等大多是為廣播而設計的，主要是為了說話，而不是為了傾聽，對人們彼此之間的實際溝通和交流并無助益。與此同時，在線信息的發送者和接受者逐漸化身數字化的昆蟲群——不是公眾（public），或人群（crowd），或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otonio Negri）過時的“諸眾”（multitude）概念，而是一組孤立的個體，無法形成一個“我們”；無法對主導的權力關系提出質疑，只會傾吐廉價的道德義憤；無法制定一個未來，緣于對現在過度沉迷；無法體察他人的處境，而是基于自戀和暴露癖令他人消失，世界成為個人的簡單反映。數字化的昆蟲群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實體，只能關注個人，目的是使他們成為丑聞的對象，它的最終演變形式是暴民（mob）。有人說，大多數人在街頭偶遇“粉發女孩”，絕對不會集體圍觀、謾罵，充其量只是擦肩而過之后，嘀咕一句“不正經”。他們在網上的行為，由于匿名性、從眾性被放大了，參與網絡輿論的人主觀上沒有置人于死地的巨大惡意，甚至談不上存在干預他人的強烈意圖。然而，隨著人們幾乎總是聯網，我們的在線行為就是我們的行為，這一點正變得越來越明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在線公共話語”也就是“我們的公共話語”。我們不能再有意義地將網上言行與現實生活中的言行分開。所以，盡管在線互動可能會讓人感到疏離和不真實，但這些互動對我們的生活有著切實的影響。而且，存在一個反直覺的事情，即一系列單獨的值得贊揚的行為可能會累積成一個不公正的結果。即便都是好人，也可能形成一個暴民群體。也就是說，道德上的憤怒，當它變成病毒時，可能會適得其反。我們學會了通過發布更多憤怒的表情符號來回擊一個由憤怒的表情符號管理的世界。即使是事實也必須被放大，以超越噪音。但是，每一個這樣的舉動也會增加新的喧囂，要求下一次供應更多的憤怒，以吸引算法并贏得關注。一個市場已經出現，在那里，憤怒是一種商品，而羞辱是一種產業。在一個渴望獲得關注、以憤怒為導向的數字世界中，我們需要不斷努力爭取有意義的參與。當然，這將是艱難的。我們正在與強大的社交媒體算法作斗爭，這些算法只想向我們展示最極端的刺激物。但由于利害關系如此之大，越來越清楚的是，緩解這些問題對于維持一個社會的健康至關重要。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向平臺問責。即使平臺設計者無意放大道德憤怒，旨在滿足其他目標的設計選擇，如通過用戶參與實現利潤最大化，也會間接影響道德行為，因為激起憤怒的內容會吸引高參與度。由此來看，平臺設計師有能力影響用戶有關道德、政治和社會態度的信息活動。除了對平臺提出更多要求，我們還應該注意自身的在線行為，并衡量我們認知的準確性，因為如果不加以控制，我們的在線環境將繼續扭曲我們最基本的理解。然而，除非我們擺脫錯誤的觀念——即我們的數字世界存在于真空中，對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沒有真正的影響，上述這一切都將無法實現。被罵、被侮辱或被欺負并不新鮮。但是，互聯網能夠放大并永久記錄這些信息。而且這個工具現在安置在大多數普通人的手中。在網上活動時，該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或度過網暴？
在發帖前要考慮清楚
在數字時代，我們分享的東西可以成為永久性的。分享，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一種方式，也是在數字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跡。當你發布某些信息時，需要再三問自己，你的社交媒體足跡會對你產生何種影響？
提前準備應對之策
如果有人在網上對你大打出手，你可能會感到想要——-甚至需要——作出回應。然而，你也可以練習那些轉移、忽視或者甚至一笑置之的技能。
停止卷入并保持冷靜
即使是微妙的數字沖突，也很容易讓你熱血沸騰。如果你不愉快，要意識到你大腦的威脅反應中心已經接管了。不幸的是，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你的情緒調節和你的思考中心就會宕機。有一些方法可以保持禪意。深呼吸。遠離鍵盤。去外面走走。
想想對方在遭遇什么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心理學家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說，如果你在網上被貶低，可能說明對方的狀況比說明你自己更多。她說：“如果你能記住這一點，那么整個經歷在情感上對你來說就不會那么迷惑了。”
用工具增強自己的能力，必要時訴諸法律
如果你發現自己被網絡欺凌，技術本身往往可以提供一些應對方法：拉黑欺凌者。報告傷害性的交流。拍下屏幕截圖。保存信息線程。如果欺凌行為確實超越了一次傷害性的冒犯而升級為反復的、長期的騷擾，擁有這些證據會有所幫助。當執法部門能夠準確地看到發生了什么時，他們就會更容易介入。
保持對人類的善意信念
一位遭受網絡暴力的女性這樣對我說：“心懷坦誠卻被撻伐，是我真正覺得有受傷害的地方。有一種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不值得的感覺，甚至女性作為一個整體也不值得。”舊式的“現實主義”立場一直認為，文明只不過是一層薄薄的外衣，一旦出現危機，人類就會暴露出真實的自我，也就是說，我們都是野蠻自私的動物。其實，有不少人為了扭轉這種敘述而作出了卓絕努力，他們證實，在數千年的時間里，人類實際上已經進化成為友愛、體面和可信任的物種。
彼此友愛，而不是互相施暴，給了我們所需的優勢，使我們能夠超越人種中的其他成員。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友善的定義與對他人有意或無意的積極行為有關。它不僅涉及到在群體規模擴大時的密切的身體接近，而且還涉及到迅速讀取人們意圖的能力。社會互動對我們物種成功的好處被證明是如此有益，以至于它影響了選擇塑造我們身體和思想的方式。由此產生的跨代分享知識的能力產生了技術和文化，使我們能夠在地球的每個角落居住。所以，不管怎樣，還是要對人類的善意懷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