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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30年的中國機遇,有三個紅利

      田濤 原創 | 2018-03-01 09:15 | 收藏 | 投票

       未來的新技術革命,事實上就會是一場和平時代的“洼地競賽”。

      2017歲末,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華北校友會論壇上,新一屆華北校友會會長田濤第一次提出“洼地競賽”的概念。在以《未來的沖擊與中國機遇》為題的主旨演講中,田濤對中國以及世界當前所面臨的新技術革命展開深入的分析。

      回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成長和企業家成長史,田濤認為,機遇多是來自于洼地收益,那么未來呢?

      田濤2017歲末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華北校友年會上做主旨演講

      以下內容整理自田濤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華北校友會論壇上的發言: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人均GDP達到1000美金,但當時,中國的人均GDP僅有100美元。而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舉措,便是“制度洼地”。

      這一制度洼地在早期有兩個特點:

      第一,“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配裝”和“補償貿易”。華為當年起步的時候,就采用了來件裝配的模式,把西方的通信設備零件,通過香港轉口的貿易帶回深圳,再組裝成交換機。

      第二,“三免兩減”,即對于外資企業實行三年免稅和兩年的半免稅。

      田濤

      華為國際咨詢委員會顧問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華北校友會會長

      新加坡國立大學EMBA校友

      校友簡介

      在世界全球化的大格局中,正是“三來一補”、“三免兩減”這八個字的經濟改革指導思想,拉動了中國改革開放初中期經濟的高速成長。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獲得巨大成就,也與當時的世界局勢有著很大的關系。

      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戰略思想家們推出了一個“烏托邦戰略”,即全球產業分工論。他們期待美國及其西方發達國家盟友,能夠占據全球產業鏈的最高端,包括金融、高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等領域。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就要進行“產業大轉移”,即把一些中低端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美國的國家戰略形成了巨大的差異化對接和互補,而這也讓美中關系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處于相對的蜜月期。

      與此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實現了對十三億人的解放,對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的解放。過去30多年,中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遷移潮,有大批農民離開土地涌向城市,更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走向世界。

      改革開放創造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機遇,同時也最大程度地釋放和激發了人們對財富和成功的饑餓感。

      中國從1978年的“三來一補”,到今天的制造大國,其背后是一大批有著不同追求、但卻有著相同饑餓感的企業家們。他們用巨大的付出,用血與淚的代價,奠基了中國40年來的高速成長。

      這里僅舉出改革開放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年廣久、柳傳志和任正非。其中之一是有著“中國第一商販”之稱的年廣久,他受到了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的關注。

      年廣久,傻子瓜子創始人,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靠賣炒瓜子實現盈利100萬元。(資料圖片)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時候,特別講到年廣久。這段講話背后的含義是,中國的大門打開了就不會關上,要讓各個階層有著饑餓感的人群,充分釋放他們的潛能。

      第二位是中國企業家柳傳志。他起先從事計算機銷售,隨后將聯想集團帶向了中國的行業第一、世界的行業第一。

      柳傳志,中國著名企業家,聯想集團創始人。(資料圖片)

      當談到研發投入的時候,柳傳志說:中國企業跟西方公司的關系,是他們在前面領跑,我們在后面追,我們在他們揚起的塵土中,吃著他們的土,跟著他們前進。”柳傳志成立聯想時,他的夢想是要超過IBM。最后,他成功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業務。

      第三位是中國科技制造業的代表——華為和它的創始人任正非。柳傳志講任正非的時候說:任正非選擇了從珠穆朗瑪峰北坡爬頂,我沒有那么大的勇氣,沒有那么大的冒險精神,我們選擇的是珠穆朗瑪峰的南坡,因為南坡溫暖,也沒有那么陡峭。”

      任正非,中國著名企業家,華為創始人、總裁(資料圖片)

      選擇從“陡峭北坡”登頂的華為,已經發展了30年,一路上充滿了艱辛和不易。今天,華為擁有來自全球150多個國家的18萬名知識勞動者,有全球最大規模的研發團隊,業務遍及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提供著高質量的通信設備和服務。

      年廣久、柳傳志和任正非,他們代表了過去40年的中國制造業,代表了中國企業的拼搏精神和奮斗精神。

      西方學者說,不到30年的時間,華為怎么可能成為全球行業的領導者,而且還顛覆了通信行業的很多西方巨頭?我的回答很簡單,20年的時間能讓谷歌成長為行業領導者,為什么發展了30年的華為就不行?

      我跟西方的一些學者和官員交流時說,華為能夠有今日的發展,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來自互聯網,互聯網最大程度地帶來了信息的充分開放和技術的充分擴散。

      不只是華為,今天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企業都受益于互聯網;ヂ摼W和全球化帶來了資本、人才、技術的充分流動,這才給了中國企業趕超西方公司,創造了巨大的歷史機遇。

      2017年12月,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華北校友會在北京舉辦《未來的沖擊與中國機遇》論壇,華北校友會會長田濤分享主題演講

      未來的30年,將出現一次新技術革命。這次革命,將主要在美國、歐洲和中國等三大經濟體之間展開。

      新技術革命將涉及三個方面:人工智能、材料科學和生物技術。這三個領域,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信息技術和基因技術為核心的生物技術,都處在自身技術突破的最前沿和三大技術的相互融合階段,并且正在不斷進行大規模的應用創新。

      如果我們拋開發生大規模性戰爭的可能性,假定未來的二三十年間,全球依舊處于相對和平的狀態,那么,未來的新技術革命事實上就會是一場和平時代的“洼地競賽”。

      《世界是平的》一書描述了全球化的靜態格局,人才、資本和技術能夠在這個“平的世界”中充分流動。但是,這本書并未能闡明,這些生產要素會流向何方,而“洼地競賽”則恰恰解決了這個問題。

      鄧小平能夠在中國歷史、甚至世界當代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就是因為他在全球化的“平的世界”中,以改革開放為引擎,為中國構建了“洼地”。具體到經濟層面,簡單來說就是,用減稅等一些系列優惠政策和體制變革,讓中國獲得了強大的市場和經濟優勢。

      有文章說,特朗普先生是美國的鄧小平,高舉著“美國第一”的大旗。特朗普經濟改革舉措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大規模地為企業和個人減稅。這和30多年前鄧小平和中國政府采取的舉措相同。

      “減稅”就是和平時代的洼地競賽,而這一“減稅洼地”,很可能相對迅速地促使全球的資本和人才等回流美國。因此,中國在新的全球競爭時代,也要重新構建自身的洼地。

      世界是平的,但同時世界也是斜的。傾斜的世界中,我們應該格外重視“洼地效應”和“引力效應”。

      但是,美國自身有著一些問題。美國戰略家們設計的所謂“全球產業分工論”,導致美國的金融創新過度,讓華爾街主宰了國家。美國政治的“華爾街現象”,帶來的是美國產業的空心化、社會貧富分化的懸殊以及政黨的極化現象。

      那么,中國的機會在哪里呢?中國的洼地更重要體現在中國擁有的“穩定預期”。

      首先,這一穩定預期存在于社會安全方面。未來,國家間的競爭,其核心就是能否保持國家的相對穩定。如果國家處于動蕩之中,什么樣的頂層設計都會是水中月、鏡中花。

      其次,對于企業家階層來說,“穩定的預期”則體現在對合法財產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上。

      新技術革命尤其需要對創新的保護,也就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而中國市場化和法治化進程,能夠越來越好地實現對創新的保護。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核心基調就是要構建市場化的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同時構建良好的法治環境。

      變革的核心是方向,只有方向對了,一切改變才會是好的改變。中國市場化和法治化的方向是絕對正確的。市場化就像長江黃河里面的水流,要洶涌澎湃朝前涌動;而法治化則是兩岸的堤壩,要高高筑起,但也不能影響水的流動。中國現今關于未來國家改革的方向,如果能夠堅持下去,我認為這是最大的洼地。

      但是,中國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其中一個問題是人口素質問題,即中國要在人口的質量上,實現很大的提升。單純依靠“人口紅利”實現現代化,可能會舉步維艱,甚至無法達成。

      今天全球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大概有61個,其中人口最多的是美國,但也只有3億多人,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人口都在1億之內。從國家當下和未來的角度來看,“人口紅利”是要打一個大問號的。

      中國要立足于從人口大國向人才大國轉型,而不能在人口的數量上有太多期待。今天中國所有的問題,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社會問題等,無不跟龐大的人口數量有著巨大的相關。

      第二個挑戰則是企業家精神。美國的一批大企業家們,從早期的老派企業家,到今天的扎克伯格、伊隆·馬斯克這樣的新生代企業家,他們身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賺錢不是目的,是手段和工具,賺錢是為了實現個人的夢想和改變世界的人類使命感。而中國可能是因為改革開放才剛剛40年,所以太多人把財富看得過分重要,把財富當成了終極目的。

      中美的差異在人工智能領域也體現了出來。美國的人工智能領域,不僅在研究人員和企業數量上遠遠超出中國,美國的企業在基礎研究的層面,也有著相當巨大的投入。

      反觀我們中國的一些人工智能初創公司,許多創業者總是著急賺錢,迅速盈利,然后實現上市,再把企業賣掉,去做所謂企業投資家(企投家)。

      企業家是人類社會中最稀缺的資源之一。他們要承擔巨大風險,每天面對諸多不確定性,歷經各種艱難困苦。所以,他們要有著面向未來的勇氣、粗糙的神經、強悍的意志,還要有奉獻精神。

      這么稀缺的資源,假使由于機制不好、氛圍不好,導致太多具有企業家稟賦和良好企業家基因的人,轉身涌入到了滾滾的投資者洪流,這對國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總的來說,未來30年中國的機遇可以概括為三個紅利——法治的紅利、市場的紅利以及教育的紅利。

      本文內容及圖片來自新加坡國立商學院華北校友會

      個人簡介
      北京無限訊奇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山石網科通信技術有限公司董事。創業融資“指導性刊物”《投資與合作》雜志總編輯,長期從事創業融資方面的研究,并擔任國內外多家商業機構顧問。華為高級顧問,通過13年與任正非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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